对自我的认识，如同观察所有事物的方法一样，自然不妨近些，再近些。潜入海底，可证龙宫之虚;登上月球，更信玉兔之无。倘远远一瞟，雾里观花，隔岸看戏，就很难认清真面目。然而近观，也并非一味地越近越好。对此，有人比喻道，犹如看画，从一定的距离与角度看去，齐白石的虾趣图真是形似而神似，栩栩如生。

　　但是，倘过于贴近去看，又只盯住一处，满眼不过几个墨团，便无甚意趣了。看画如此，看人亦然。鲁迅先生说人是怎样的美人，倘用放大镜照她搽粉的臂膊，也会只看见皮肤的褶皱及褶皱中的粉和泥的黑白画。名作与美人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平常的作品与普通的人们了。对自我的认识，也很有这种太远了不行，太近了又不行的境况。

　　“苏东坡效应” 可不是“天外来客”。它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。自从一位美国控制论专家创立模糊集合理论以来，以模糊集合论为核心的模糊理论在全世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。矛盾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，模糊性亦寓于万物运动之中。鸡蛋可以孵鸡，当小鸡未啄出蛋壳之时，总不能说它仍是蛋，亦不可称之为鸡。石蜡从固态变成液态，也会经过明显的中介过渡。客观世界就是在模糊与清晰的矛盾斗争之中发展。

　　对自我的认识也是如此。客观事物的模糊性反映在人的大脑之中，便产生了概念上及思维上的模糊性。由于人的思想往往不能全面地、精确地反映客观，这就常使人脑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大于客观模糊性;又因为人类还具有自己的伦理、道德，意识、情操，这又使得这一人文领域的模糊性变得更为复杂。

　　一方面，角色扮演者对“自我”的认识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;另一方面，客观事物的模糊性又使得人们对“自我”的认识增添了难度。

　　鉴此，“苏东坡效应”无疑给我们敲起了警钟。

　　这当然不是要我们被“苏东坡效应”牵着鼻子走，向“自我”甘拜下风，只好让对“自我”的认识模糊下去。不，当然不能这样。在“苏东坡效应”敲响的警钟声中，我们应该听到的是这样一种召唤：保持警觉，切勿盲目，力求对“自我”认识得全面些，清晰些……

　　办法总是有的。克服“苏东坡效应”的办法，是深入“此山中”探幽微，跳出“此山外”览全景。概而言之，就是要从微观和宏观这两个“视角”的“结合点”上对准“焦距”。